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捐献遗体让生命灿烂延续(图)

  一边是数千年来国人一直推崇的“入土为安、死要全尸”等传统观念;一边是各医学院医用遗体奇缺,不少学生读书5年无缘解剖一具遗体,制约着医疗事业的发展。而今,越来越多的遗体捐献者站了出来,他们凭着崇尚科学和无私奉献的精神,将遗体捐献困局一点点扭转……来自武汉市红十字会的数据表明,自2000年至今年2月上旬,全市遗体捐献者共达96例,登记捐献遗体的志愿者已达3200余例;捐献眼角膜者有21例,已帮助9人进行了角膜移植。是什么促使他们抛弃俗见“逝后捐献”?近日,记者通过大量走访发现,每个志愿者背后都有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——

  他从上甘岭战场下来,幸运地保全了性命;他是国家一级舞蹈演员,一生痴爱文艺事业;他去世前最后一句话是“赶快联系市红十字会”捐献眼角膜。他就是杨大坤,一个普通的老党员。

  1936年,杨大坤出生在贵州毕节一个小山村。14岁那年,他钻进在当地剿匪的解放军队伍中又唱又跳,凭其特有的文艺天赋被选为文艺兵。其后,他认识了早一年参军的女孩吕丽新,吕13岁那年,从家中逃出参了军。二人同在15军45师,因文艺才能突出,双双被选进文工队三人领导小组中。

  1952年10月14日,朝鲜战场上甘岭战役打响。在炮火纷飞的年代,文艺兵也表现出大无畏气概。杨、吕等人冒着枪林弹雨,到战场一线,钻进一个个防空洞表演节目振奋士气。上甘岭战役打得艰苦卓绝,在阵地坚守三天三夜后,师长一声令下“保住文艺兵!”杨就顶着炮火带领战友强冲封锁线。几年后,他悄悄给生死与共的战友吕丽新写信,二人走到了一起。

  1969年12月,杨大坤转业以后,一直从事文艺事业,退休后,还在省老干艺术团工作。提及携手半世纪的老伴,吕丽新泪眼婆娑地说出一个“恨”。她说,杨老凡事先替他人考虑,自己能凑合就凑合,忙起工作来不把身体当回事。今年1月,71岁的杨大坤突发心肌梗塞去世前,还挂念着团里排练的事。

  杨大坤在生活上相当“抠门”,他常对子女们说:“我那么多战友牺牲在战场上,连个安葬之处都没有,我能活到现在,有家有儿女,已很知足了。”因总想着自己是幸存者,他坚持一切从简。

  “这些年,我也渐渐明白了父母的用心。从我父母捐献遗体后,我留意到身边的一些朋友亲戚也签了遗体捐献协议。”袁静说,她和爱人也将加入到遗体捐献的队伍中来,“我们这一生对社会也没有多大贡献,能够将遗体捐献给医学事业,会比直接火化更有意义,也算是我们对社会作出的一点点小贡献。”

  两年前,杨大坤看到捐献遗体和眼角膜的报道后,与老伴商量,死后也捐献遗体,并约好“谁先走,对方就先替谁了却心愿”。杨大坤说,死了墓葬既占国家土地,还要后辈不辞辛苦地拜望,而捐献遗体能为医学做点贡献。

  杨大坤的女儿闪烁着泪光对记者说:“他是个唯物主义者,什么事都放得下。我们做子女的,站在他的经历上换位思考,对父亲的所作所为就能慢慢理解。”

  在武汉市遗体捐献者纪念碑上,有个名字叫陈学军,他是湖北省殡葬行业遗体捐赠第一例。

  陈学军出生在武昌一个普通家庭,高中毕业就踏上社会,辛苦工作养家糊口,先后干过工厂技术员,开过洗衣店,踩过三轮车,跑过化妆品推销,后经人介绍到石门峰名人文化公园工作。此前,他对遗体捐献知之甚少,纪念碑在石门峰落成后,他开始被遗体捐献者所感动。

  2005年3月初,这名曾给同事带来很多欢声笑语的青年员工,因患肝癌住进医院。同事和领导知道后纷纷前去探望,并募集了近6000元善款送到他手上,陈为此感激不已。此前,他看到报纸上刊登一则消息称,“一具遗体,若能作为教学、研究之用,对医学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,但这项功在千秋的事业在武汉并未得到广泛支持。武汉市的一些医学院校极其缺乏教学、科研用的遗体,有的医学院只能放录像带教学,有的学生直到毕业都没能进行过解剖。”病危期间,他想到处理后事,逐渐萌发了捐献遗体作医学研究的念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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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有一天,陈学军挽着母亲的手说:“妈妈,我不行了,我去后,把我的遗体捐赠出去吧!”其母杨婆婆哭成了泪人,她断然拒绝儿子的请求。那时的杨婆婆有三个顾虑:一怕街坊邻居们说自己心狠,连亲生儿子的后事都不给办理;二担心不好给亲戚朋友们交代;三则是受中国几千年亡人入土为安的观念影响。

  陈学军却悄悄地与市红十字会取得了联系,申请捐献遗体。此后,他又做母亲的工作,身为教师的杨婆婆听了儿子的肺腑之言后终于答应了。2月8日接受采访时,杨婆婆说,她至今仍记得儿子那番话:“我被病折腾得很痛苦,希望让搞研究的人能研究出病因,找到治病途径,让更多的人减轻痛苦,获得新生……”

  2005年7月28日,年仅37岁的陈学军病重离世,家属们在交接手续上签字后,将他的遗体捐献给市红十字会用于科研和教学,完成了他生前夙愿。

  陈的妻子哽咽地告诉记者,他去世前曾感慨地说:“作为一个殡葬员工,我看到过人生太多的生离死别,感悟到生命的意义不是在于财富多少,更不是死后占有多大的土地,而是在于为社会创造的价值多少。”如今,他的名字被镌刻在石门峰的遗体捐献者纪念碑上,他曾在这个地方挥洒过汗水、见证过青春,也将呼唤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一大义举动中来。他生前的同事说,有些人对丧事大操大办,不惜掷以千金,并不见得会被人记起,而陈学军的举动为社会移风易俗做了贡献,也使自己有限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得以延续。

  余平之是前不久捐献遗体的一例。其女提起母亲哽咽地说,母亲的举动算不上伟大,但在他们姊妹眼中,母亲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。

  余平之一生坎坷。因有亲属在台湾、美国定居,在那个特殊年代,她受尽非人折磨,扫过厕所、挨过大字报批,但都咬牙挺了过来。把儿女拉扯大,本该安享晚年时又遭一厄难,相敬如宾数十载的丈夫突患精神病离家出走,是生是死杳无音信。余平之心里难受极了,暗地里抹过很多眼泪,但过后仍会笑对生活。其女说,她有句口头禅是“忘记过去,过好今天”。

  余平之年少时随父辈走南闯北,年轻时当过老师。到了晚年,身体硬朗的她不要儿女照顾,自己将日子安排得井然有序,读小说、看电视、与老同学聚会等,从来不会闷着。她操一口标准普通话唠嗑时,外人还以为她是名北京老太。

  余平之有个亲戚在中南医院上班,她常去串门。其间,余平之接触到了遗体捐献,觉得她应该支持这项事业。2003年10月,她在武大医学院的登记点办理了手续,儿女们出于对她尊重,也较顺利地签了字。

  今年1月28日,80多岁的余平之出门一天,可能走累了,不慎摔了一跤,晚上回家睡着后就再也没醒来,儿女们按其遗愿将其遗体捐献用于医学研究。

  哼妈在《好婚姻,就是一次又一次爱上对方》这本书中引用过一段话,“几乎所有人在童年时都受过伤,如果没有治愈,这些创伤就会阻止我们以真正希望的方式养育孩子。”

  在前不久武汉遗体捐献者纪念馆的开工仪式上,有名81岁的老人叫程远。他是名离休老干部,2002年被诊断出患有肺癌,曾经历过27次放疗,如今家中仍预备着氧气罐。

  程远夫妇年轻时参过军,都是老党员。2002年,程远夫妻俩一道向市红十字会递交了《遗体捐献申请书》。去年3月28日,老伴病逝,程远按老伴生前遗愿,将其遗体捐献给同济医学院。

  为表达对老伴的怀念,更为唤起医学院的学生们对逝者的尊重,程远特意制作了一块铁牌,挂在了老伴的手腕上,铁牌上面清晰地写着:“遗体捐献者,杨菊贞,离休干部,中共党员。”他要让医学院的学生们看到这个牌子后,了解捐献者的生平、事迹,让他们从志愿者身上不仅仅只学到医术,还要学习到医德。

  他在对医学院学生作的报告中讲过:“上解剖课时,你们不要只把捐献的遗体看成没有生命的教具,而应怀着尊重与感激的心去上好这堂课,因为正是这些志愿者给了你们实践学习的机会。”

  随后,武汉市红十字会在全市各个遗体接收站改进工作,要求工作人员将捐献者的姓名、生平标在挂牌上,当然,不愿公开的除外。同时,还要求师生们在使用遗体前要举行默哀仪式,以示悼念和感激。

  23岁的王秀佳来自山东潍坊诸城一个贫寒的农家。他是湖北省孝感学院土木系2004级学生,是该校“高水平运动员”,去年5月住院前还在全力备战省大运会。

  此前,这个憨厚的山东小伙曾感到身体不适,但没检查出毛病,他以为是水土不服,就没放在心上。当自己被确诊为霍奇金淋巴瘤中晚期时,王秀佳几乎难以置信,从此他辗转于湖北的孝感、武汉及山东诸城等地治疗。

  曾经体格健壮的王秀佳很快消瘦下来,老板管小伍恶意欠薪去年年底做完的还少一万零2百元一只不结,体重轻了,头发掉了,身上长红斑点,双手溃烂,经医院抢救,王秀佳挺过了20余天的病重期,他笑称自己是死里逃生。住院期间,他被媒体上报道的遗体捐献者的事迹深深打动,逐渐调整心态。现如今,他多了句口头禅——“身上有病,但是心里不能有病,大活人不能被癌症吓死。”有一次,他给朋友发短信说:“兄弟,我一定会活着回来,活一天就快乐一天。”令那个大小伙为之鼻子一酸。

  到去年9月,他治疗已花掉六七万元,家中能卖的都卖光了,王秀佳不忍心再看父母为自己操心、流泪。9月25日,在协和医院肿瘤中心的病房,王秀佳郑重地签下“遗体捐献书”,成为第一个签署遗体捐献书的外省志愿者。他说,自己双眼视力都是1.5,万一“那一天”来了,能将眼角膜捐出来,帮助他人恢复健康,就感到很欣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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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7日,记者在市红十字会见到王秀佳时,他有说有笑,还几次说:“我在医院是个病人,走出医院就是正常人。”

  王秀佳说,他打算捐献遗体的消息经媒体报道后,引起湖北、山东两地各界极大关注,不少人伸出援手,媒体和相关部门先后为他筹得20余万元捐款,帮其渡过人生最难的关头。他动情地讲了个小故事,一名70多岁的爹爹去医院看望他时塞上了300元,王见他自己也身患重病,步履蹒跚,说话含混,不忍心接受,但爹爹执意要塞上,王询问爹爹的姓名,他说:“我叫小爱,小小的爱心,请你收下!”王再也拗不过,郑重地接过了这份心意。

  对于同伴的行为,杨某一直惴惴不安。5月20日傍晚路过地下通道时,他特地将面包和一袋牛奶放到那个乞丐身边。

  面对好心人的无私帮助,王秀佳在有限的生命中尽己所能回报社会。他深知癌症患者寂寞无助时,有人说说贴心话,比打一瓶吊针都管用。因此,经常与见过面的、没见面的病友发短信打电话,甚至搭乘三个小时汽车,去汉南探望一乳腺癌患者,为她送去鼓励的话和两百元钱,那个患者如今已燃起战胜病魔的信心。

  此外,王秀佳利用手边丰富的资讯,办起手抄报,里面写着与病魔抗争的心得、对社会的感恩,并摘录了癌症患者健康饮食等。趁返乡之际,他将已复印了数十份的第1期,在相对闭塞的诸城的癌症患者中传播。

  2月7日,接过市红十字会的会员证,王秀佳开心地说:“以后就可以直接去‘前线’了!”从肿瘤中心出院后,他被要求转到血液科进行骨髓移植,迫于经济压力,他选择出院,用中医偏方保守治疗。

  他寻思着在有限的生命中做更多有意义的事,于是想到效仿外地的“劝捐员”,去各医院找病危患者,以自己亲身经历告诉他们捐眼角膜的意义。市红十字会的相关负责人罗虹说,他是该市第一例准备做义务“劝捐员”的。